代孕:法律不禁、政府不允的尴尬处境

代孕:法律不禁、政府不允的尴尬处境网络图

  

  《财经》记者王丽娜/文

  近日,中国是否适度放开代孕或合法化的争议再起。

  因商机所在,中国兴起一定规模的地下代孕产业链,包括委托方、代孕中介、代母(代孕的母体)市场,及帮助实施代孕技术的医务人员或黑诊所、支撑代孕的药品器械提供者、媒介发布宣传者等。

  但中国的代孕产业处于法律不禁、政府不允的灰色状态,许多需求者担心法律和道德风险,转赴海外寻求代孕。

  未来,代孕是禁是放,或是否存在一定范围开放的第三种道路可能?

  卫生部的禁令缘由

  代孕在中国出现是近20余年的事情。试管婴儿技术在中国得到发展后,1996年9月首例代孕试管婴儿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诞生。孩子的母亲多次流产后,因妊娠中期子宫破裂而行绝育术,因此选择代孕。

  现年78岁的中信湘雅生殖与遗传专科医院院长卢光琇,是生殖医学领域的专家,在她手下诞生了中国首例冷冻精子人工受精婴儿。上世纪80年代末期,她参与人类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即试管婴儿的国家“七五”重点攻关课题,课题获得成功。

  卢光琇对《财经》记者说,上世纪90年代,在原卫生部禁止代孕的规定出台之前,中国开始出现一些代孕案例,“有几个非常成功的案例,但也有不成功的。我也曾实施过代孕技术,当时能实施辅助生殖技术的医院全国就几家,都有专家参与,实施严谨,当时医院并不是为了钱实施代孕”。

  通过当时的少数代孕案例,卢光琇发现代孕技术虽然在医学上比较简单,但会带来不少法律、伦理和社会问题。她遇到一起案例,女方得了乳腺癌不能生育因此请别人代孕,当时没有任何法律规制,双方签订了合同,但在代孕期间代母方不断提出新的要求,“还好湖南省政府有关部门参与,才顺利度过危机”。

  她还了解到一起案例,姐姐帮妹妹代孕,前期比较顺利,但胎儿足月快生时,“因家庭发生矛盾,姐姐就把胎儿流产了,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很可怕,没有法律保障,双方都有风险”。

  另外,代孕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精子和卵子来自代孕的需求方,第二种是精子来自代孕需求方,但卵子来自代孕母亲。后者就容易带来抚养权和探视权的纠纷。

  对待代孕,国际上也出现不同的态度。卢光琇介绍,韩国、美国部分州、俄罗斯、印度、泰国等允许代孕,泰国后来收紧代孕。英国、荷兰立法允许代孕,但禁止商业代孕。瑞士、法国、德国等明确禁止代孕。

  巴西规定,代孕者必须与患者夫妇是亲属,希腊规定代孕必须有医学支撑且经过法院审批,英国规定代孕必须经胚胎管理局审批,在这些国家代孕都是无偿行为。

  在中国香港,代孕必须经过委托,委托夫妇与代孕者双方,须经至少两名医生辅导,但不能涉及交易和商业目的,否则三方将被追究法律责任。“因此,虽然香港可以代孕,但内地少有人去香港代孕。”卢光琇说。

  开放代孕的国家大部分不主张商业代孕,将子宫商品化出租。

  卢光琇说,商业代孕的代母一般都缺钱,她们是弱势群体,出租子宫做生育工具,怀孕期间会有流产、出现并发症等风险,流产还会造成20%的女性不孕。孩子出生如有畸形或者智力缺陷,双方都不要怎么办?孕妇分娩如出现危急情况,“那谁来选择是救孩子还是救妈妈,这些都是问题,必须考虑代孕者的利益”。

  基于上述情况和参考国际状况,2001年原卫生部颁布了《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下称《辅助生殖办法》),禁止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卢光琇参与了办法的制定。“在法规不健全时,如果放开一个生育方式,双方都得不到保障。”

  另一名对原卫生部代孕禁令知情的业内人士对《财经》记者称,卫生部曾参考国际情况,分析当时对代孕作出规定的3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和教训,结合中国实际,决定禁止代孕。

  像英国那样实施自愿奉献没有商业利益的代孕,并且成立胚胎管理局有专家公正审核代孕申请,“在中国很难行得通”。他说,一旦允许代孕,将会使辅助生殖技术进一步商业化。“真正有代孕需求的人数,在中国可能1‰都不到”,在没有上位法保障的情况下,放开这少部分人的需求,会损害多数人的利益。

  禁令出台后,中国出现了地下代孕产业。卢光琇听说一些代孕者是大学生,她表示担心,“她们都没有生过孩子啊,不能只为赚钱不考虑代孕者的身心。寻求代孕的多是有钱一方,代孕不能仅仅是解决这少部分人的需求,忽视他人利益,一些自己能生育但不想经历妊娠过程的想法更是不应该。”代孕:法律不禁、政府不允的尴尬处境网络图

  国内与海外的代孕市场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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