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魏立帅: 中国每一次科技体制变革都回应了时代命题|读+

  成就与挑战伴行中国科技任重道远

  2020年是科技丰收之年

  对中国科技事业来说,刚刚过去的2020年堪称丰收之年。

  ——新冠疫苗研发成功;

  ——“嫦娥五号”探月返回器携带1731克月球土壤样本成功着陆。

  ——国产载人深海潜水器“奋斗者号”连续多次坐底万米深海,刷新中国载人深潜纪录。

  ——中科院力学研究所团队研发出可达音速16倍的超高音速冲压引擎。

  ——量子计算机原型“九章”,测试理论速度较目前最快的超级电脑快100万亿倍。

  ——新一代“人造太阳”装置实现首次放电,为建造核聚变反应堆打下基础……

  而在2021年伊始,就有好消息传来,天问一号成功“太空刹车”,顺利进入火星轨道。

  无怪乎牛年春晚,“北斗”“嫦娥”“天问”和载人航天这四大系统的总师齐齐亮相,笑容满面向国人拜年。

  “十三五”时期我国加大基础研究支持力度,实施科技创新重大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等,加强前沿技术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还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科技进步。铁基超导材料保持国际最高转变温度,量子反常霍尔效应、多光子纠缠世界领先,中微子振荡、干细胞、利用体细胞克隆猕猴等取得重要原创性突破,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上海光源、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装置等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建成;在超级计算、大型先进压水堆和高温气冷堆核电、天然气水合物勘查开发、纳米催化、金属纳米结构材料等方面正在进入世界先进行列。

  5G研发应用和产业化全面推进。复兴号高速列车、龙门五轴机床、8万吨模锻压力机等装备填补多项国内空白,自主研发的人工智能深度学习芯片实现商业化应用,超导磁共振等医疗器械实现国产化替代。

  科技挑战是新一轮改革的动力

  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魏立帅专注于研究中国科技政策和体制的发展历程,在他看来,这些科技成就是“十三五”以来系列成就的一部分,是“十三五”乃至更长一段时间以来,国力不断蓄积投入、科技体制改革发力的成果。

  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魏立帅。

  数据显示,我国科技进步贡献率从2012年的52.2%升至2017年的57.5%,国家创新能力排名从2012年的第二十位升至2017年的第十七位。

  2019年,全国共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22143.6亿元,比上年增加2465.7亿元,增长12.5%;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强度为2.23%。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59.5%;高铁、5G移动通信、新能源等一些高新技术产业进入了世界前列。

  在取得成就的同时,中国科技事业也面临更大的挑战。我国基础科学研究短板依然突出,企业对基础研究重视不够,重大原创性成果缺乏,底层基础技术、基础工艺能力不足,工业母机、高端芯片、基础软硬件、开发平台、基本算法、基础元器件、基础材料等瓶颈仍然突出,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我国技术研发聚焦产业发展瓶颈和需求不够,以全球视野谋划科技开放合作还不够,科技成果转化能力不强。我国人才发展体制机制还不完善,激发人才创新创造活力的激励机制还不健全,顶尖人才和团队比较缺乏。我国科技管理体制还不能完全适应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需要,科技体制改革许多重大决策落实还没有形成合力,科技创新政策与经济、产业政策的统筹衔接还不够,全社会鼓励创新、包容创新的机制和环境有待优化。

  解决这些问题,只能靠深化改革、进一步发展。纵览70多年来中国科技体制的改革历程,魏立帅认为,每一次变革都是回答时代命题、回应时代需要,取得了成就,同时又会面临新的挑战,而这些挑战,则会成为下一轮改革的动力。

  【访谈】>>>

  以科学院为中心的科技体制奠定了中国科技工作的基础

  读+:谈“中国科技体制”,应该从何处谈起?

  魏立帅:1915年中国科学社和1916年地质调查所成立,标志着中国科技体制化建设的起步,中国初步形成了“英国皇家学会型”即民间分散型的科研体制。1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逐渐形成了较完备的组织管理制度、学术评议和奖励制度及人才教育和培养制度,标志着中国科技体制的初步确立。

  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看到科技的巨大作用,他认为中国落后的根源:“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科技落后。”瑞金时期,苏区政府处于严酷的军事斗争环境下,发展科技事业的主客观条件都比较欠缺。延安时期,根据地领导组织了科技工作。1940年2月,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后来中央成立自然科学院等机构。1938年到1944年延安创办工厂近百个,创建了49个医疗卫生单位,开办了延安第一个气象台,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科学大众化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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